他們挑起了關于1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的辯論。他們提出的《世界分工論》、《超工業化計劃》等理論和做法，在全黨對未來1片樂觀的情況下，理所當然地受到全黨的譴責和否定。托季聯盟的活動遭到沉重打擊以后，暫時有所收斂。
隨著中國全面展開外交上的對美戰爭，以及確定了中國與法國的合作之后，托洛茨基又加緊了他們的活動。炮制和散布了大量綱領和宣言，其中有《十3人宣言》1926年7月、《8十3人宣言》1927年5月25日、《十5人政綱》1927年6月、《反對派政綱》又稱《9月3日政綱》、《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提交聯共布第十5次代表大會的提綱》等等，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全面攻擊。
雖然蘇聯經濟發展的時分順利，但是蘇共也忍不住了，才對托洛茨基這些言論和活動，聯共布中央決定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解除季諾維也夫的共產國際主席、托洛茨基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最終才驅逐了托洛茨基。
所以莫洛托夫與格里戈利兩人清算托洛茨基分子的心情并非是敷衍或者取悅斯大林，而是他們兩人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又給自己的煙斗裝上煙絲，抽了兩口，才在芬芳的香氣中說道：“我認為絕不能冤枉同志。”
與蘇聯國內這種政治制度相比，法蘭西第3共和國的議會副議長馬龍先生可就輕松的多。即便知道自己向何銳問出了愚蠢的問題，但是馬龍先生還是覺得自己被中國那幫沒有經驗的中央人員誤導了。如果中國中央委員們能夠說出何銳對于印度支那的看法，馬龍先生無論如何都不會主動向何銳提及印度支那問題。
不過馬龍先生并不覺得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了威脅。法蘭西第3共和國是個有總統，有總理的半總統制的國家。總統有憲法制度保證，不用擔心任期。總理的名稱也叫‘部長會議主席’，是內閣制模式。獲得了1半議員席位的政黨或者政黨聯合組閣，內閣部長都是議員。現在法國并沒有出現兩黨局面，每1屆內閣都得通過政黨聯合的方式組閣，以至于小政黨也能倒閣。這種局面導致了法國政治看似非常混亂。
便是如此，在總統與總理之間，法國還是認為總理更有實權。馬龍覺得何銳向自己說起此事，然是因為馬龍在法國政壇上也算是個人物。最重要的事情在于，馬龍這家伙主動撞上來問起何銳對越南起義的看法。何銳也需要找個試驗品，看看法國上層對于印度支那的看法。
現在馬龍先生完成了何銳的期待，接下來的1切，就等著法國上層自己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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